1990年3月22日，新华社一则电讯稿通过电视、广播向全国播放，主持人用语带悲伤的声音说道：“鲜花与翠柏，簇拥着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身着将官服的彩色遗像。……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、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、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李贞同志，因病于3月11日在北京逝世，终年83岁。”

李贞，这位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，1955年授衔时唯一的女将军，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。

人们含泪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，这位参加革命64载的女将军，最耀眼的莫过于4枚勋章。

那是在1955年获得的二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，1988年获得的一枚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
这四枚勋章，分别见证了李贞在土地革命时期、抗日战争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在新中国军队建设中，立下的赫赫战功。

1908年，李贞出生在湖南浏阳小板桥乡的一个农民家里，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全家8口人全靠租种地主家两亩半田和捕鱼为生。李贞是他们家的第六个女儿，父亲失望得连名字都不想给她取了，随随便便就叫她“旦娃子”。

由于家境贫寒，旦娃子6岁那年被送到一户姓古的人家当童养媳。

旧社会的童养媳，与被压迫的童工无异。一个6岁的小姑娘，担负起古家几乎所有的家务。打水、砍柴、洗衣、做饭、带孩子……大盆水端不动，要挨打；砍柴不会捆，捆了背不动，也要挨打；背一个比自己还要大一岁的女孩子，背不动摔着了，更要挨打。比他大4岁的未婚夫，常常抓着她的头发拳打脚踢，打得她嘴巴鼻子都出血，身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。而当童养媳唯一能得到的，就是吃上一口饭，不至于饿死。

1924年，16岁的旦娃子跟那个略带她的未婚夫正式结了婚，这段婚姻对她来说，除了痛苦与负担外，别无其他。就在旦娃子对这种生活几经绝望，一度想要轻生时，姐姐悄悄告诉她：“咱区里来了共产党，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，妇女翻身的时候到了，我们要跟着一起闹革命。”

那是在1926年，18岁的旦娃子抱着“改变命运”的期望，

加入了妇女解放协会，并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——李贞。

1926年，蒋介石开始露出反革命的苗头，北伐战争也在这一年开始。叶挺将军率独立团进入湖南，援助被直系军阀击败而拥护国民政府的唐生智。10月份，北伐军进入浏阳，早就经受过农民运动洗礼的浏阳人民革命热情高涨，各类群众组织由秘密转向公开。

在革命斗争中，李贞天才的组织活动能力得到充分展现，她带领一批进步妇女做军鞋，搞宣传，为北伐军筹粮征兵，成为当地有名的女活动家。1927年3月，几年前还是童养媳的李贞，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蒋介石发动了“四一二”政变，许克祥在长沙大开杀戒，制造了“马日事变”。白色恐怖笼罩着潇湘大地，大量共产党和进步群众遭到屠杀，李贞也被列入黑名单。

多年虐待李贞的古家母子吓坏了，

一纸休书将她扫地出门

。无论是反革命者的“追杀”，还是婆家的休书，都没有让李贞害怕，她反而感到庆幸，终于可以摆脱封建婚姻的桎梏，可以自由自在的投身革命运动了。

随着革命斗争越来越残酷，李贞也不再只是做一些群众组织的活动，她参加了由张启龙、王首道组建的浏东游击队，担任士兵委员会委员长。在游击队，李贞跟张启龙产生了真挚的革命感情，两人于1928年经组织批准，结为夫妻。不久后，李贞怀孕了，然而险恶的战争环境很快又扼杀了他们的喜悦。

在一次战斗中，李贞带着几位游击队员掩护伤员转移，将敌人引向狮子崖。他们一边阻击敌人，一边向崖顶攀登，到达狮子崖崖顶时，只剩下5个人，子弹也打光了。敌人重重合围上来，山后又是几丈深的悬崖，没有退路了。李贞看着周围的环境，对战友们说：“不能让敌人抓活的，是共产党员，是革命者，就跟我往下跳。”说完便率先跳下悬崖……

最终，5个队员牺牲了3个，李贞跟另一个队员正好跳到一棵大树上幸免于难，但腹中的胎儿却保不住了。

失去的胎儿并没有影响夫妻的感情，张启龙和李贞成为湘鄂赣苏区一对著名的革命夫妻。1933年夏天，张启龙在湘鄂赣苏区的肃反中被错误当做“反革命”，关押起来。在狱中，张启龙为了不牵连李贞，主动签了一份离婚声明书。李贞接到声明书后，伤心地大哭一场，她找到保卫局请求保持他们的夫妻关系，遭到无情拒绝。

1934年8月，李贞随红六军团参加西征，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，认识了时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兼十八师政委的甘泗淇。在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撮合下，1935年元旦，李贞跟甘泗淇于在一个白墙青瓦的礼堂里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

在之后的长征中，李贞怀着身孕，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，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，跨过金沙江，渡过大渡河，翻过雪山。在过草地时，李贞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，但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，没等走出草地，这个可怜的小生命就夭折了。由于产后没有得到休息，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，李贞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。

当时，李贞有一匹马和一顶小帐篷，但她常将这些让给伤病员用。有位女战士病了，她还将自己一件较好的衣服送给这位女战士，自己穿一件单薄的旧衣。由于过度劳累，加上饥寒交迫，李贞病倒，最后严重到被大家用一根长布条捆在马背上才能继续行军。甘泗淇将自己唯一的私产，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卖掉，买来针剂，才让李贞的高烧退掉。

抗日战争期间李贞先在冀中，后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担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。以后李贞历任120师教导团组织科科长、师直属政治处主任、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李贞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，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李贞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。

李贞与甘泗淇终身未育，但他们抚养了20多个烈士子女，她把无限的母爱都无私地奉献在这些孩子身上。很多人都在李贞的照顾下，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到参加工作。这些烈士的后代相聚在李贞家里，每次吃饭都要摆上两三桌。星期天和节假日，李贞还要抽空带他们去看电影，逛公园，大家庭里充满了温暖，其乐融融。

1955年9月27日下午，在北京中南海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仪式举行，在济济一堂的将帅中，只有一位女性，她就是李贞。

当李贞从毛泽东主席手中接过一级解放勋章时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周恩来总理亲手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，握住她的手说：“祝贺你，李贞同志，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。”

与此同时，李贞的丈夫甘泗淇也被授予上将军衔，他们也成了千余名开国将帅中唯一的“将军之家”。当年，陈琮英大姐撮合他们时，李贞一度拒绝，她的理由是“人家是到苏联留过学的，我是个童养媳出身，没有文化。”但李贞对革命的贡献，不会因为童养媳的出身而有任何减分，她跟甘泗淇一样，成为了开国将军。

尽管成为开国将军，但李贞却一直不改艰苦朴素的本色，她经常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战争时代十分艰苦，现在生活好了，我们不能贪图享受，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。”她穿的衬衣、外套，盖的被子都是补了又补，缝了又缝。沈阳军区一位老战友帮她买了一双大头棉鞋，穿了十几年，她都不肯换新的。

1980年，李贞被定为大军区副职级，可她却仍住在原来的房子里，一到节假日，老同志和亲属们来看望她，会客室里就挤得坐不下。大家都认为，李贞将军还住这种“集体宿舍”，与她的身份不相符。李贞不这样看，她风趣地说：“有这样的房子住就不错了。住在这里置身于群众之中，就永远不会脱离群众了嘛！”

那是坐落在香山脚下的一个破旧的四合院，房子年久失修，卫生间经常漏水。有时候水漏得多了，基本上没有落脚的地方，只有垫上几块砖头才能进去。香山远离市区，基础设备也都供应不上，尤其到了冬天，室内温度非常低，几家人共用一个锅炉烧水取暖。总政治部的领导多次劝她搬到城里去住，可她总是说：“房子还能住，我有办法御寒。”

李贞御寒的办法其实非常的原始，脚上穿上一双又笨又重的帆布羊毛大头鞋，身上再穿一件棉大衣，膝盖上放着热水袋。李贞御寒的办法其实并不陌生，住在中南海的毛主席，在严冬时节，也经常是借助热水袋御寒。毛主席的睡衣、床单甚至是拖鞋，也都是缝了又缝，补了又补。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点上，李贞将军可以说是始终记着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的话，始终坚持这一优良传统。

直到1984年，李贞才在组织上好说歹说下，同意搬进了紫竹院一幢公寓里的一套军职干部房，而那也还是一栋“集体宿舍”楼。在那里，李贞总算不用靠热水袋取暖，不用垫砖头进卫生间了。

每到春节，总政老干部处的同志到李贞家里拜年，总会送上一些钱，当做组织上对她的生活补助，但李贞总是严词拒绝。她说：“我们这些老同志，跟牺牲的战友相比，已经很幸福了，请组织上不要再给予特殊照顾。”

事实上，李贞的生活并不富裕，她拿着并不高的工资，却要承担20多个烈士子女的抚养义务。上学看病、吃饭穿衣都离不开钱。有一些过去的老战友到北京，总是住在李贞家里，她对这些老同志倍加照顾，临走前还少不了掏钱买车票，甚至还要尽自己所能资助一下他们的生活。

正因如此，当李贞将军逝世，人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，除了记录她赫赫战功的4枚勋章外，其他的遗物简单到称得上是“一贫如洗”——4把用了15年仍舍不得扔掉的旧藤椅；一个用了整整40年不肯更换的行军箱；一台用了14年的“雪花”牌单门电冰箱；11000元人民币，2500元国库券。

关于这仅有的积蓄，李贞在遗嘱中作了妥善的安排：一部分捐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，一部分捐献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作为办学补助。